从两篇论文看邓老师的“携带工具”理论

写在前面的话：初识“携带工具“是几个月前有两位学友就”携带工具与自我意识的关系”争论，当时看不太懂。再次接触，则是8-5与8-19的读书会，这两篇论文都提及了”携带工具“，于是再反复看了这篇论文关于”携带工具“的部分，并附上了自己一些注解和评论。经另一位学友提示，邓老师的”携带工具“理论来自他2007年的著作《实践唯物新论》是相承接的，而这两篇2022年之后的论文，重在用“携带工具”来解释语言、自我意识的产生。工具、语言、自我意识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邓老师的文章提供了一种我没见过的思路。
当然，“携带工具”理论也有些瑕疵或者说不太认同的地方，1）邓老师在骨子里是不认同海德格尔那种“过度诗性、神性的语言观的”，他更多的是想把语言的逻辑功能与非逻辑功能统一起来，但既然都是“功能”，也就从根本上排斥了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2）邓老师把“携带工具”与“自我意识的产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进化人类学来说也有道理，但这种做法有遮蔽“自我意识”的社会性、斗争性、丰富性的危险，至少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句读》不会这样做。

（一）摘自“从哲学人类学看语言的发生学”

一、从劳动理论出发
1.1携带工具→以不变应万变、时间中一贯的自我意识、世界感

因为当时的考古发现还极其贫乏，恩格斯这套假设大半是猜测性的，某些论断在细节上也受到后来的质疑，但在大的方向上，恩格斯无疑是对的。这个大方向包含两个主要论点，一个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人和猿都直立行走，但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笔者主张，人在使用工具后的携带工具，使工具成为人随身自带的“符号”，它以不变应万变，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扩展性。早期人类这种独一无二的行为方式（携带工具），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心理模式，一个是形成了在时间中一贯的自我意识，再一个是对周围世界（自然和他人）形成了“民胞物与“的“世界感”。（民为同胞、物为同类。海德格尔所谓”共在“的领悟）。

从“携带工具”到“时间中一贯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进化心理学或者人类学的思路。这个还原最大的毛病是，把黑格尔“自我意识”里那种“主奴辩证法”的斗争性给遮蔽掉了。

1.2语言产生于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要求

《马恩选集》第一卷：“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在马克思那，基本所有问题都要推导社会性那里去。但是当我们把问题还原在工具时，难免不把“社会性”“斗争性”这些维度给遮蔽了。当然语言的那种斗争性、控制性，是后期人类才发生的事情，邓老师这里追溯的是早期语言。

二、携带工具与自我超越、相关心理模式
2.1携带工具→工具看成身体的一部分→自我意识（把对象看作自己）

一般的意识只是对于“对象”的意识，即意识到对象与自己不同（主客二分），这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就可以产生（改造客体）。自我意识则是“从对象上看到自己”的意识，就必须达到携带工具才有可能形成和定型，只有当人把工具这样一个自然对象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带在身上时，自我意识才能成为人的固定心理模式。
猿类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在它心目中，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如果能够叫别人替自己做事情，根本用不着让别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如果有了自我意识，就会懂得将心比心，替别人着想，直到只有让别人像我一样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别人才能像我一样希望促成这件事情。这恰好就是人类的情况，也就是凭借自我意识而懂得了“合作式的告知”。

“携带工具”使得工具一直在身上，于是工具就不再只是在我之外客体，它是我“延长的手”，也是作为主体的我的一部分，这样就实现了“从对象上看到自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这种思路容易把“自我意识”窄化，还是如1.1指出的，这是早期自我意识，后期的深度发展后的自我意识依赖于斗争。

2.2携带工具←下次要用不必临时再找←自我超越的眼光←自我意识的一贯性

“携带工具”这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动作，从实质上说，不过是把制造和使用工具时人和工具的主客联系，在时间上保持或延续下来而已，它本身就是原先一次性地使用完工具便弃之不顾的那种直接实用性行为的自否定，但却出自一种间接的使用考虑，即“下次”要用工具不必再临时去寻找或制造，我自己身上就带着。
但它也不近限于普汉诺夫所说的那种“想到明天”的“经济预见”，而且也带来一种自我超越的眼光，即用一种更高的“我”支配和评价的我的一切行为举止，从而使得“我”的行为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就体现于工具的保持在手，在语言中则体现于符号的前后相继，两者的原理类似。

“携带工具”里“延续”是关键，这似乎可以类比古希腊开始那种的对永恒的追求，所以它是自我超越的，这种自我超越，在心理上则体现为一种自我同一性的保持，昨天的工具今天接续着用、昨天说完的话今天接续着说，昨天看的书今天接续着看，为的是某种自我同一感的保持。但“自我同一性”的过度强调，也是近代主体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开创的，到了后现代哲学，这种“自我同一性”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各种“上帝死了”“人之死”“作者之死“。

2.3携带工具→心理模式→语言表达

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外部行为（携带工具）内化为心理模式，心理模式再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出自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的”。（携带工具→心理模式→语言表达）

2.4携带工具产生的心理模式：递归、把自己投射到未来、超越直接经验

这种心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递归”（recursion，或译为“循环”)，即通过类比当前事物去推算过去和未来事物。这在萨多夫那里被称为“心理时间旅行”的能力。有研究表明，经过人训练的猿类尽管“可以谈及刚刚发生的或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们没有能力通过时态或者符号来表达时间转移——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与它们一同感怀往事，也不能讨论遥远的未来。不管我们多么期望它们可以问出一些重大的问题，它们都不会提及自己从哪里来，是什么，去哪里这样的题目。”

这种“把自己投射到未来的能力”使人类获得一种超越直接经验而建立假设的能力，不但可以据此进行逻辑和数学的推理，而且可以对未来的前景进行身临其境的构想，而“感怀往事”则产生出历史记忆和深化。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上的进步，都离不开这种“做假设”的能力。

2.5模拟过去未来vs模拟他人

动物的模仿只是对表面的动作和声音的模仿，而不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鹦鹉）。而人的模仿却不同，它代表着人身上携带工具而带来的“主体间”属性。当人在进行前述的“心理时间旅行”时，他实际上已经在对过去和未来相似的场景进行一种“内模仿”了（重现、预演）。正如萨顿多夫所言，“我们模拟过去和预演未来事件，以及模拟别人所想的内容，涉及的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只不过前者依据的是时间，而后者则扩展到空间。
人类通过模仿和互相模仿带来互相理解，此外还有群体的狂欢。这都是动物所不具备的。

（二）摘自“人工智能的本质”

三、携带工具：区别人猿、改进工具塑造自己、工具场所化
3.1携带工具——区别人类和猿类

我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以此明确人猿类之别。劳动不仅是制造和使用工具，还必须加上“携带工具”这一本质特征。过去把人简单地规定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没有把人与黑猩猩甚至与乌鸦区别开来，因为它们也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不论这工具多么简陋）。
只有人，在使用完自己制造的工具之后/并不是随手扔还给自然界，而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它当成了自己“延长的手”，也就是把一个经过自己加工的自然物当成了自己身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之成了一个中介，它既是自然物同时又是人的延伸了的肢体。

（评：现代社会早就没有纯粹的”自然物“，人类也早就不是”自然人类“，而是”技术人类“。）

3.2改进工具⇆塑造自己

这一特征（携带工具）甚至改变了人自身的生物学形态；正是由于需要把工具随时掌握在手中，人才从四肢着地地爬行进化成了直立行走，并能运用自己‘解放出来的双手’灵巧地支配工具以支配更精细的产品。因此，携带工具的行为导致了人的劳动所呈现出来的本质上的人为性：人不仅在劳动中不断改进着自己的工具，而且塑造了自己本身（包括智能和身体）。

改进工具的同时在怎么样地塑造自己？此文没有展开。）

3.3现代社会：很少带在身边、工具不再简单、有很多工具也带不走、抄家伙

然而，我的这个定义也只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定义。携带工具的习惯早已经不是人类后来的特殊标志了，因为除了在一些原始部落中，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成天把自己的劳动工具（包括武器）携带在身边。特别是我们的工具也不再是那么简单的几样（石器、棍棒等），而是各种日益复杂的先进的工具（厨房、农具、猎具、渔具、文具等等）。况且很多工具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都带着走，而只能根据其他用途把它们存放在某个就近的固定的地方，如厨房、杂物间、工地、库房、办公室等等。但只要它们还是我的工具，我仍然在使用时把它们当作自己“延长的肢体”，并注意不让它们丢失。我们在遇到危险或紧急情况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抄家伙”。

(注：①很少携带在身边——每个人的居住面积是有限的，堆不了那么多的工具，而且空间小了，人的心情也变差。②工具在专门的场所——在那些专门的场所，工具更容易进入用得称手状态。比如学习在学校，那就有各种学习有关的设施，桌椅、黑板、资料等等，而且这些设施的使用会形成一种文化。③抄家伙——这是前反思的对工具的依赖的体验，对工具的依赖深入骨髓，比如我看这篇奇怪的哲学论文，得借助打字来消化，不然总感觉没切入到实事本身。）

四、手机——延长的手

特别有意思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手机已经接近人手一部的程度，出门带手机似乎是把人的“携带工具”这原始本性恢复过来了，人们随时用手机购物、打车、报警、求救、通信、拍照等等，手机不离身。
手机的运用固然使人恢复了那种天生的携带、掌握某种工具的能力，但却在层次上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首先，几乎‘须臾不可离’的手机不是我亲手制造的，而是我买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孤立地完整地制造一部手机，它只能是众人分工的产物。
其次，它的使用必须依赖众人运用信息技术构建起来的互联网，它的运作方式则是远程操控。手机省掉了我们亲自动手去做某件事，而是让别人在另一个地方帮我做某件事，我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完成我想完成的几乎所有的事情，他人成了我的“延长的手”。但同样地，我也给他人，更多的是给素不相识的人对我进行远程操控提供了机会，我也变成了他人“延长的手”。

注：①动动手指头——手机看似简单，只需要点来点去，但也一些设置是需要学习才会的。不设置好的话手机一大堆广告和通知。它其实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抽象化了，因为肉体的运动范围变小了。而且“线上办事”有着一大堆的提交材料的规范。②隐蔽的运作——只有当网断了电停了，我们才感受到了基础设施的存在。比如当像以前双十一快递失灵，，我们才感受到了物流的存在。③我也变成了他人“延长的手”——工作与生活难以分开，有了微信，下班之后，仍然会接触到与工作有关的内容。④动动手指头，他人成为我“延长的手”，我也成了他人“延长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