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邓晓芒和易中天的《走出美学的迷惘》。1999年，《走出美学的迷惘》易名《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邓晓芒的一套“名家学术”，包括《黄与蓝的交响》（修订版）、《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三种。在不到20年之间，竟然两次再版，不能不让人感到《黄与蓝的交响》的魅力经久不衰。
魅力首先来自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品质。《黄与蓝的交响》的主要学术价值，简单地说，就是它建立了一个“新实践论美学”体系。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一度执中国美学界之牛耳的，是实践论美学。这种美学从马克思的实践论出发，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新实践论美学当然也是如此。为什么美学要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邓晓芒和易中天认为，“美学之谜实际上就是人学之谜”（4页）。“一切以客观物态化形式出现的‘美’都只不过是现象，都只有在审美主体得到哲学的阐明之后，才能加以合理的解释。”（317页）因此，美学研究的突破就体现为对人的理解的突破。而马克思的实践论，开启了理解人的本质的一个新视角和新视野，这个视野的风景还远远未被旧实践美学所穷尽。新实践论美学之“新”，在于它对“实践”概念的理解。《黄与蓝的交响》对旧实践论美学的最大的不满，在于它的实践观仍受机械唯物主义的束缚，把实践当作一种纯粹物质性的谋生活动。而在本书看来，马克思本人早已指出了“实践”概念的真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劳动。以此，新实践论美学的整个体系，便以实践为逻辑起点、以劳动为历史起点而建构起来。本书的第五章《美学之谜的历史解答》，对这个体系做出了细致而合理的逻辑推演。
新实践美学体系的思想来源，决非仅有马克思的实践论。《黄与蓝的交响》还贯穿着两种研究观念，使它的视域极为广阔、内容极为丰富。一是中西美学比较的观念，二是美学史的观念。实践论只是美学的哲学背景，而作为一种美学，当然还需美学本身的资源。
美学本是西方的产物，古代中国仅有零零散散的吉光片羽的美学思想，却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和学问，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促成传统美学的转变，建立中国的现代美学，这就必须借鉴西方美学。进行中西美学比较，势所必然。但进行中西美学比较的目的，是为了从比较中引出自己的美学来，因而比较不可能是任意的比较，而是一种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之原则的比较，如此，中西美学的比较也就是展示中西美学史的逻辑进程，同样地，“一部美学史，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部美学”（6页）。于是邓晓芒和易中天用了两章的篇幅，描述了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两位作者的美学史功力十分深厚。当今最杰出的西方美学史，当属美国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而邓晓芒在本书中的“西方：从自然到人的逻辑进展”，似乎不遑多让。易中天所写的“中国：从社会到心灵的历史变迁”，也不比时下最好的中国美学史有何逊色。如同这两章的名字所显示的，两位作者惊奇地发现，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的整体发展呈现一个规律：“其共同趋势都是从客体转向主体”（317页）。中西美学经过长途跋涉，殊途同归，从不同的方向、沿着各自的逻辑来到真理的入口处，这就是新实践论美学。整个过程就像胡塞尔所言，现象学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隐蔽渴望。
那么，只等登堂入室，亲自去窥探美学司芬克斯的真面目了。是端出自己的美学体系的时候了。一种理论的建构，都或多或少具有体系性，而在上个世纪“美学热”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美学研究者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然而，并不是所有试图建构体系的著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品质。学术品质的标准，大概可以表述为：逻辑的严密、说理的到位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或透彻性。而这三点，《黄与蓝的交响》可以说完全做到了。阅读此书特别是第五章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整个体系的推演简直滴水不漏，具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让你不由自主地被说服。实际上，对于这个逻辑推演过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全部接受下来，要么完全不愿意接受；如果不接受，那就只能对它的逻辑起点进行质疑。
逻辑起点有问题么？换言之，从“实践”即“劳动”可以推出美和艺术的原理么？在2002年，以杨春时先生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由于否定旧实践美学而连带向“新实践美学”发起进攻，攻击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实践”概念或“劳动”概念。杨春时认为邓晓芒陷入了一种“实践乌托邦”，把原本只是纯粹物质生产的劳动美化为“自由的活动”。但在这一点上，新实践美学占了上风。源始意义上的劳动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因为它还不曾沦为工业社会的“异化劳动”。前工业社会的劳动具有艺术性，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历史还是逻辑，都是如此。艺术性或艺术的萌芽包含在源初状态的劳动之中，随着劳动的“异化”，艺术与宗教等精神活动一起自劳动中分离出来，最后独立成为专门的精神活动。劳动和艺术都是主客观的统一，只是劳动是将主观统一于客观，艺术是将客观统一于主观。
一种美学思想，只有当它以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时，才能被称为“实践论美学”。“后实践美学”其实并非另一种“实践美学”，它试图将美学的哲学基础自实践论转移开去，以超越旧的或新的实践论美学，其急欲创新的意图可以理解，但尽管搜罗了诸如现象学的“主体间性”等概念，“后实践美学”并没有找到另一个同样坚实的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解决具体的美学问题，反倒由于新概念的引进而暴露其逻辑与学理上的缺陷。举例言之，在胡塞尔，主体间性乃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杨春时的代表作《美学》中，主体间性却成了人与物的关系。相反，在《黄与蓝的交响》写作的年代，现象学尚未系统引进，但邓晓芒和易中天已经独立地发现了与现象学的主体间性极为接近的观点：“艺术和美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所表现和实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且是一种精神关系，即情感关系”（332页）。
因此，不论是“后实践美学”还是大而化之的“生命美学”，都无法成为足以与新实践论美学相抗衡的美学流派。依笔者浅见，叶秀山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小册子《美的哲学》，乃是中国最早建构现象学美学的尝试，预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其生命力可能更顽强些。但由于当时现象学美学尚处在中国美学界的主流之外，因此，现在看来，作为一个美学体系，新实践论美学在这20年来已通过了历史检验，取代了80年代的旧实践论美学，可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界的代表性成就。而《黄与蓝的交响》，也成为新实践论美学的一部经典。
不过以上只是现在的判断。本书初稿完成于1987年初，辗转了多家出版社，两年后终于得以发表，而那时“美学热”早已降温。《黄与蓝的交响》一度被学术界打入冷宫，10年后才重见天日。笔者曾经猜测，本书的表述方式可能也是它未被重视的一个原因，比如它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极强，与国人的思维方式颇为不符。但重读新版之后发现，这并不是一本纯粹思辨的书。同样是哲学美学，与杨春时的《美学》和彭富春的《哲学美学导论》的思辨不同，《黄与蓝的交响》的思辨，始终不离历史，融会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如“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人的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则简直完全来自直观。自然，人是时代的产物，《黄与蓝的交响》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比如它的语言大体上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它的表达方式总体上属于80年代中国学术的表达方式。此后两位作者都开始探索更为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的是：邓晓芒的探索是“深挖井”，是回归自我；易中天的探索是“广开渠”，是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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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