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有标本意义——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
新京报：我看你《评刘小枫的“学理”》一文，也是以句读的方式。为什么？
邓晓芒：刘小枫有其标本意义，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文化人，他也做学问。中国人做学问一般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考据，另一个是诗化，诗化的路子有更高的市场效应，考据的路子更为扎实。
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说，做学问你起码要有一点考据的功夫，要下一点文本工夫，不能一味信口开河，否则你写诗去当诗人就行了，可以写出很好的诗，但是你既然做了学问，就要讲究学理。我批评刘小枫的这篇文章，就是想看看他讲了些什么学理，进而强调学理的重要。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刘小枫，他的才气，他的勤奋，他的博览群书，这我都承认，问题在于他没有用一种学者的眼光去研究，而是一味地迎合某种情绪化的东西。情绪化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见也未尝不可，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情绪，但既然做学问，还得按照学术规范来。
实际上，很多年轻人受他影响，被他那层看似讲学理实则什么学理都不讲的东西迷惑，以为他讲的都有道理，这种影响很不好。在年轻人中，很多人讨厌学理，喜欢那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即便我把他批评了一番，大家还是觉得刘小枫更可爱一些，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笑）
新京报：说到学理的问题，你认为刘小枫的学理讲得“一塌糊涂”，在你看来，导致“一塌糊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邓晓芒：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他体现了一种诗化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不讲逻辑，不讲学理，只讲情绪，只讲诗性精神，明清两朝虽然有考据之学，但大都只限于文字音韵考证，基本上没有从逻辑思路方面来分析，所以即使讲学理，也很弱。近代以来，我们才讲求严格的学理。
新京报：这其中分析思考的方式也有必要讨论，比如“学理地思考”和“政治地思考”的区别。
邓晓芒：其实，政治也有学理。刘小枫讲的“政治地思考”，恐怕更多的是一种诗化政治，先分清敌我，然后把敌人那边树立为对立面，用一种仇恨的态度去对待，对自己这一边则用无原则的关爱的态度去对待。这就是他所谓的“政治地思考”，他采用的是一种没有学理的政治，和西方传统所讲的政治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