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句读的方式进行阅读。
读《人工智能的本质》
首先是摘要,一共六句话。
人工智能是技术的表现。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把技术的本质追溯到它的词源含义即艺术和诗,这也提示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本质不能仅从它的强大的数字计算功能来理解,它的工具性和人为性只不过是其本质的一种异化形态,而真正的本质是人类智能的“去蔽”(άλήθεια)和“成己”(Ereignis)。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异化的必然性及其哲学人类学含义,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历史根据。
这就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异化现象打开了一扇窗户,对人工智能的本质的追问也不再停留于海德格尔式的宗教神秘主义,而是进入了对人类起源的历史现象学分析。
基于人的本质即“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及其所蕴含的意识和生命活动的统一,应将人工智能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这两个环节在“人为性”中的统一。
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的对立和分离具有历史必然性,扬弃这种对立回到人性的完整性是人类不可放弃的永恒的目标。
六句话有明显的递进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表现——技术的本质追溯到艺术和诗——人类智能的“去蔽”和“成己”——异化的必然性和哲学人类学含义——进入对人类起源的历史现象学分析——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这两个环节在“人为性”中的统一——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的对立和分离具有历史必然性——扬弃这种对立回到人性的完整性。
涉及两个对人工智能本质的定义:
1、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的追问的角度,“真正的本质是人类智能的“去蔽”(άλήθεια)和“成己”(Ereignis)”;
2、作者的历史现象学分析,应将人工智能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本质中意识和生命活动这两个环节在“人为性”中的统一。
以下开始看正文。
正文五个部分,引言,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给予我们的启示,技术本质的异化及马克思的批判,从人类起源看人工智能的本质,结语。
作者在摘要里后两句的结论非常宏大,我想知道他是如何论证的。
引言提出要讨论的问题:
自21世纪以来,人们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开始有超越人类、控制人类和伤害人类的危险趋势,长此以往,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将没有人类生存的空间,而只有“机器人”,从发展前景来看,它们必将取代人类、奴役人类,甚至消灭人类。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呢?人类又该如何摆脱这种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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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一段提出:
要讨论人工智能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弄清一般技术的本质,在弄清楚技术的本质之后,再来看人工智能是如何从一般技术中分化出来的。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人工智能的本质才有可能得到澄清。
这里强调了“一般技术的本质”,再把“人工智能”当做技术的特殊形式进行考察。
第二段:
海德格尔演讲的一个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技术不同于技术的本质。……同样地,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因此,只要我们仅仅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我们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1]但通常人们对技术的追问就是停留于“技术是什么”这个层次,这样的答案只有两个,即“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以及“技术是人的行为”,它们属于对技术的工具性的和“人类学”上的规定。[2]这些规定在其本身的层次上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它们恰好以自己的这种“正确性”遮蔽了技术的本质,甚至导致了技术本质的异化。“正如人们所说的,人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人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3]但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全部是局限于工具的层面,即把一事物看成另一事物的原因,把后者看成前者的目的。于是“工具之特性据以获得规定的那个目的,也被看作原因”[4],其中主要是因果关系在起支配作用。而当我们在这种工具性的因果关系中看到操控技术带来的恶果时,便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但这就堵塞了从原初意义上理解这种因果性本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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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同于技术的本质。……同样地,技术之本质也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因此,只要我们仅仅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我们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
这句话是整段的中心句。
后面紧跟着的一大段都是海德格尔这一句话的解读。
整段话分三个意思,下面列出中心句和之后的论述:
第一个意思:技术不是技术的本质。
技术:“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以及“技术是人的行为”,它们属于对技术的工具性的和“人类学”上的规定。
技术之本质的异化:这些规定在其本身的层次上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它们恰好以自己的这种“正确性”遮蔽了技术的本质,甚至导致了技术本质的异化。
这样,对技术和技术的本质做了辨析。
第二个意思、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技术因素,。。。
下面对应的话:
技术的工具性特征: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全部是局限于工具的层面。
目的与原因的循环:即把一事物看成另一事物的原因,把后者看成前者的目的。于是“工具之特性据以获得规定的那个目的,也被看作原因,其中主要是因果关系在起支配作用。
第三个意思、(这么做),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我们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
下面对应的话:
而当我们在这种工具性的因果关系中看到操控技术带来的恶果时,便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但这就堵塞了从原初意义上理解这种因果性本质的道路。
总结整段话:海德格尔批评了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技术工具性理解的局限,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超越“这种工具性的因果关系”,从原初意义上理解技术的本质。
那么,海德格尔如何理解技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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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不仅要把技术看作一种实用性的工具,而且要看作一种真理的揭示或“解蔽”(άλήθεια)。
第一句话,作者开宗明义,总结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的理解,技术是一种真理的揭示或“解蔽”(άλήθεια)。
显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是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真理展现的过程。
“如是看来,技术就不仅是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倘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此乃解蔽之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5]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从实践(实用)方面,而是从认识方面对技术加以超功利的考察。
进一步说明前句。
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作者紧跟着引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不从实践(实用)方面,而是从认识方面对技术加以超功利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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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解蔽从一开始就带有歧义。
从希腊文的技术(τέχνη,即techne)一词来看,它本身既有实用技术的含义,也有艺术创造的含义。“
首先一点,τέχνη不只是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的名称,它也是表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好艺术的名称。τέχνη属于产出,属于ποÍησις;它乃是某种创作(etwas Poietisches)。”[6]
但最令人不安的是,τέχνη的这两种含义通常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相反的。前者即实用技术只是一种“订造”(bestellen)或“摆置”(stellen)出来的“持存物”(Bestand),而后者即美的艺术则是在后面“促逼”着人去“创作”(ποÍησις)的“座架”(Be-stell),它“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此种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7]。
“现代技术既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行为,根本上也不只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的工具。对技术所作的单纯工具的、单纯人类学的规定原则上就失效了。这种规定不能通过一种仅仅在幕后控制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说明来得到补充。”[8]这就意味着,只有让“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说明”从幕后走上前台,即通过艺术的创作来解蔽神性的东西,才能弥补工具性技术的不足,进而展现出一般技术的本质。
对“解蔽”做进一步剖析。
作者解读海德格尔对词语“技术“(τέχνη,即techne)的分析。
τέχνη不只是表示技能,也表示精湛技艺和各种美好艺术。前者即实用技术,后者即美的艺术。
这两种含义在发展中渐渐背离,一个是工具性和功能性,一个是主动性和创造性。显然,海德格尔批评了这种背离,更加看重后者,他的观点是通过艺术的创作来解蔽神性的东西,才能弥补工具性技术的不足,进而展现出一般技术的本质。
第四段
显然,海德格尔的意思是,技术的本质在于技术后面的那个“座架”,技术作为一种实用性的“订造”所带来的“解蔽”,只不过是对这一座架的“遮蔽”,必须透过这一层次的遮蔽而作更深层次的解蔽,而这种更深层次的解蔽的方式无非就是艺术。在古希腊,技术和艺术是同一个词τέχνη,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工具性的技术占据了首位,艺术的解蔽方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海德格尔试图经过这条道路把这一解蔽的真理重新揭示出来。所以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借用黑格尔的艺术定义——“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加以改造,提出了自己对艺术本质的规定,即“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9]。当然,他这里的真理已不再是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精神的“理念”,而是“存在”本身的“成己”(Ereignis[10])。换言之,存在本身在艺术中自行显现或“去蔽”(άλήθεια),这就是最终的真理。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11]的意思,即技术的异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但解除危险的办法不是放弃和排除技术,而是追溯和回归技术的本质,让真理本身或存在本身自行“生长”或显现出来。而这种显现作为一切技术和艺术的根,就是“创造”(ποÍησις),也就是“诗”(Dichtung)。“艺术的本质是诗”,这里的“诗”是广义的。“语言的本质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但由于语言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对人来说向来首先在其中得以完全展开出来的那种生发,所以,诗歌,即狭义上的诗,才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语言是诗,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相反地,建筑和绘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之中。……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12]把技术的本质追溯到诗,进而追溯到诗的“原始本质”即语言,这是很有见地的。但要再往下追溯,即追问语言的起源或本质,海德格尔就做不到了,他只好求助于某种宗教的神秘或上帝的“道”的“救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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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隐喻太多,用的词独具一格。
作者在这里采用自己的话里嵌入海德格尔的原词的方法,这样不改原意,又解释清楚了原意。
中间嵌入的海德格尔的独特词汇,还是要认真理解的。
海德格尔造出来的任何一个名词,里面都是一个类似面向对象编程语言里的“类”,里面有状态、行为、态度,程序员可以用“类”定义一个对象。
作者的用语已经非常通俗,以下整理逻辑的层次关系:
1、海德格尔用“座架”(Gestell)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我理解的“座架”(Gestell)表达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态度,就是一切(包括别人,组织,等等,甚至包括本人)都是可供算计、控制或者利用的对象。现代社会已经被浸透了这种态度。这样,人就变成了技术的附件,变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
2、技术“遮蔽”了“座架”(Gestell)。所以,要透过技术的“遮蔽”,对“座架”(Gestell)的“遮蔽”进行解蔽,这种更深层次的解蔽的方式无非就是艺术。
3、在以后的发展中,工具性的技术占据了首位,艺术的解蔽方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4、存在本身在艺术中自行显现或“去蔽”(άλήθεια),这就是最终的真理。
5、技术的异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但解除危险的办法不是放弃和排除技术,而是追溯和回归技术的本质,让真理本身或存在本身自行“生长”或显现出来。而这种显现作为一切技术和艺术的根,就是“创造”(ποÍησις),也就是“诗”(Dichtung)。
6、把技术的本质追溯到诗,进而追溯到诗的“原始本质”即语言,这是很有见地的。
7、再往下追溯,即追问语言的起源或本质,海德格尔就做不到了,他只好求助于某种宗教的神秘或上帝的“道”的“救渡”。
作者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思路,并且指出了海德格尔半途而废,没有对语言的起源或本质进行彻底的追问。也为下文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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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技术的追问》一文中的结论:“那种贯通并支配一切美的艺术的解蔽获得了ποÍησις这个名称,成为诗歌即诗意的东西的专有名词”,而解决“技术之疯狂”的钥匙就在于“通过一切技术因素,技术之本质在真理之成己(Ereignis)中现身”;我们所面临的“危急状态”则在于“我们还没有面对喧嚣的技术去经验技术的本质现身。……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我们便变得愈是具有追问之态。因为,追问乃是思之虔诚”[13]。
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明这一句:海德格尔就做不到了,他只好求助于某种宗教的神秘或上帝的“道”的“救渡”。
“危险”一词是下文展开的引子。
下面进入第二个小标题:二、技术本质的异化及马克思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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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这番追问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种危险面前,这就是:当我们丧失了“思之虔诚”时,我们有可能对无蔽的真理视而不见,而习惯性地用现成的答案来遮蔽自己的双眼。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创造出来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或上帝创造的东西)的异化形态。“于是,在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描述一切在场者的地方,甚至上帝也可能对表象而言丧失了一切神圣性和崇高性,也可能丧失了它的遥远的神秘性。在因果性的眼光里,上帝就可能贬降为一个原因,一个作用因(causa efficiens[14])。进而甚至在神学范围内,上帝会成为那些哲学家的上帝,这些哲学家按照制作的因果关系来规定无蔽领域和遮蔽领域,而同时决不去思考这种因果关系的本质来源。”[15]这里提到的哲学家,应该是指莱布尼茨。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对莱布尼茨的“秘传哲学”有过这样的描述,说他基于逻辑上的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构想了一种“万能算学”,从而以计算代替思考。在莱布尼茨看来,“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像在几何学和数学分析中一样进行推论”,“万一发生争执,正好像两个会计员之间无须乎有辩论,两个哲学家也不需要辩论。因为他们只要拿起石笔,在石板前坐下来,彼此说一声(假如愿意,有朋友作证):我们来算算,也就行了。”[16]这就为后来的在20世纪形成的人工语言或理想语言的分析哲学思潮开了先河,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当然,用石笔在石板上“算出”上帝是否存在之类的答案肯定是无稽之谈,但这些哲学家相信,将这种人工语言运用于日常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它可以得出非此即彼的唯一答案,有着自然语言通常不具备的精密性和严格性。这就使得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变成了敌视人的东西,对象化的活动变成了异化的活动。而在海德格尔这里,技术的这种异化正是他所说的“最高的危险”之所在:“一旦无蔽领域甚至不再作为对象,而是唯一地作为持存物与人相关涉,而人在失去对象的东西的范围内只还是持存物的订造者,那么人就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惑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17]
作者引用海德格尔的观点,对莱布尼茨的“万能算学”进行了分析。
“万能算学”思想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
作者指出:技术的这种异化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最高的危险”之所在。
这里所描绘的正是当今人工智能所面临的困境。信息、网络、计算机、机器人都是人工制品,我们在其中所看到的仅仅是人类的智巧,而没有看到大自然或上帝插手其间。因此,我们自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已经成为世界的主宰,但我们恰好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乏味和非人化。它虽然也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物,但一旦产生出来,就容不得任何想象力和创造力了,只能按照已经制定好的计算法则运行,建立在人工语言、机器语言之上的人工智能就是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人工智能其实恰好成了一种非人的智能,它并不介意自己演化为一种恶魔的智能、反人类的智能,而这正是它的最可怕和最危险之处。人类越来越把握不住自己的作品了,他们将被自己的作品所支配、所奴役、所损害,下降为这个作品的工具或仆从,进而失去做人的资格。
作者分析了当今人工智能所面临的困境。这段话有三个层次,层层递进。
第一,虽然也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物,但一旦产生出来,就容不得任何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二、人工智能其实恰好成了一种非人的智能,它并不介意自己演化为一种恶魔的智能、反人类的智能。
第三、人类越来越把握不住自己的作品了,他们将被自己的作品所支配、所奴役、所损害,下降为这个作品的工具或仆从,进而失去做人的资格。
这正是目前的景象。工业革命发明了流水线,让流水线上的工人变成了流水线的附件。那么,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
这就是人在自己的创造和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的原理早在费希特、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那里就已经被揭示得十分透彻了,只不过其严酷的后果直到今天才在人工智能的消极作用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如果说十九世纪西欧工人在破坏机器的运动中还天真地认为,只要把机器破坏了,人就可以回到手工作坊时代的自给自足或“自由自在”的生活;二十世纪的卓别林在那个“摩登时代”中已经看出,人在这一不可违抗的“命运”面前只剩下了黑色幽默和无可奈何的处境;两次世界大战则把机器对人的支配和残杀展示得淋漓尽致。21世纪的人工智能的兴起,更进一步将人对这种命运的无可奈何变成了引以为傲,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神秘操控下,个人自我的自主性已经归零,信息资讯在“订造”世界这件事上成为绝对主宰,由此滋生出人在面对自然界和人类整个过往历史时的某种虚骄和狂妄自大。至此,人工智能的自我异化上升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技术的异化在人工智能中已走进了人的智能本身,而人的自我认同、人的一切情感和想象力甚至人的天才都成了这个人工智能愚弄的对象。
这一段,作者分析了技术异化的必然性,但是“其严酷的后果直到今天才在人工智能的消极作用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严酷的后果是“人的自我认同、人的一切情感和想象力甚至人的天才都成了这个人工智能愚弄的对象”。
人工智能人类最伟大的思维杰作之一,怎么在这里简直就变成了洪水猛兽?像此处这样的批判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思维的进展还是思维的退化?这样的批判,简直就是对人类智商的最下贱的泼脏水!谁还想退回到上帝的伊甸园?谁还想全身赤裸不知羞耻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一个怎么样思维根深蒂固的保守,对科学和科学思维自我隔绝隔离的简单得像幼稚的孩童一样的存在……。
下面这段长篇大论的胡说八道,如出一辙!科学带来危机?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这样的嚎叫!这不正好就是自由的历程吗?!机会都还没有漏出任何的苗头,一群搞文字游戏的幼稚如孩童一般的偏执保守者,就开始朝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崇高理想吐口水!岂不知,此处这些幼稚如孩童一般的偏执保守者,正是在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崇高理想下才得以成人成长成功的!
【胡塞尔与欧洲科学带来的危机
通常认为,胡塞尔是在其生前撰写、死后才得以出版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欧洲科学带来的危机”[1],并在此书中提供了解决这一危机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胡塞尔直到那时才意识到这一问题,根据倪梁康先生的考察,我们甚至早在胡塞尔于1912年撰写的《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3卷)(以下简称“观念三”)中就能读到他对科学与技术的批判。[2]在那里,胡塞尔谈到科学由之发展而来的理性产生的危机,并要求对其加以终止:“重要的是终止已变为不可容忍的理性之危机状态,此理性尽管理论的资源日益丰富,却越来越远离真正的目标:理解世界,明见真理。”[3]科学由之发展而来的理性出现了危机,科学本身的发展也随之变得值得深思。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作为“理解世界,明见真理”的真正目标一直支配着胡塞尔的哲学思考,我们也将会看到,这一双重目标在胡塞尔为克服欧洲科学带来的危机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理念以及超越论现象学中最终合二为一。】
雨港 重新再仔细看看康德的伟大理想: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说:【但由于对这些自然而然的提问,如世界有一个开端还是永恒以来就存在的等等问题,迄今想要作出回答的一切尝试总是遇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我们不能以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为满足,也就是不能满足于纯粹理性能力本身,哪怕它总是能产生出某种形而上学(不管它是哪一种)来,而必须使理性能够确定地判断它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它的对象,也就是要么对它所问的对象加以裁决,要么对于理性在形而上学方面的能力和无能有所判断,因而要么对我们的纯粹理性满怀信赖地加以扩展,要么对它作出确定的和可靠的限制。这个从前述总课题引申出来的最后的问题正当地说就将是: 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理性的批判最终必然导致科学;相反,理性的无批判的独断运用则会引向那些无根据的、可以用同样似是而非的主张与之对立的主张,因而导致怀疑论。】